“教授的教授”，名门之后
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门类里，被冠为“泰斗”、“大师”、“宗师”者不胜数矣。姑且不论这一顶桂冠戴在受者头上合适与否，总觉不新鲜；然被誉为“教授的教授”的却只有一人：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是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聘四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之一。他的学问大、名望高，掌握汉语以外的语种达十六种之多（一说十三种），在对学生讲“佛经翻译学”时，能用十几种语言来比较、研究，让学生在比较中明白孰优孰劣，优在何处，劣在何方。他的拿手绝活是对历史的研究，“在史中求史实”，“继承宋贤史学大师，以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与长编考异之法治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明清史等”。
陈寅恪1902年十三岁，随兄陈衡恪（师曾）留学日本，后赴美在哈佛学习梵文、巴利文，1921年又赴德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学。旨趣在“以求知识为职志”，留学计达十多年却无意追求博士学位。1925年，吴宓拟请陈寅恪为研究院教授。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 “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么，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梁启超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之词后，曹云祥同意了。
1926年陈寅恪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他上课喜欢用布包装着相关书籍资料，一进课堂便将布包摊在讲坛上。异趣所在是他备有一黄一黑两只布包，凡上佛经文学、禅宗文学必用黄布兜，讲授其他课程则用黑的。冬日喜欢穿长袍马褂，因体弱，有时严寒还加上件皮袍。讲课时一兴奋觉燥热，便适时脱去。凡引征重要文句或参考书目，他都亲自抄在黑板上，擦黑板活脏，学生要代劳，他一概谢绝。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述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上课从不点名，也不小考。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创新，期以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他是一位“怪人”。国文考试加试是以科举时代的方式对对子。以此测试学生的读书博寡、语汇丰富及音韵学、逻辑学。此举虽招致毁誉参半，但“寓意甚深”，可“测试作者的联想力和美感力”以及“表现文学的天才和造诣，而修辞的程度更可以从这里流露出来”。他既开风气也为师。一面向学生提示可走的新路，一面指导学生如何去做。出于他的声望，北大的同学为不失名师的教诲不惮跋涉也来清华园听课。那时陈寅恪不过三十多岁，还是单身汉。虽已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进城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他的勤奋令学生们脸红，也激发了学生们的勤勉精神。
他与王国维（静安、观堂）私交甚笃。1927年王国维于昆明湖自沉。在向静安先生遗体告别时，研究院的学生们在先，行的是三鞠躬，而陈寅恪行三跪九叩大礼。他送挽联，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赋诗言哀。次年，应研究院众学生之请为王观堂先生撰写碑铭，于碑文中阐发观堂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曲。
遗憾此碑今已无迹，幸有拓片尚存。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生于长沙。出身于诗书世家。他自言并非是“读书种子”，那是自谦。祖父陈宝箴，咸丰年间诗人，光绪年间官至湖南巡抚。其父三立，别号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近代著名诗人。长兄衡恪，民初著名的艺术家，诗、书、画、印俱精，我国漫画创始人。称陈氏“诗是吾家事”确切不过。尤当陈氏宗族定居南京后，对子女教育更为注重。除延聘西席外还在家开设学堂，所授课程不止我国传统文化典籍四书、五经之类，还设置数学、英文、音乐和绘画。延聘的塾师都是饱学之士，如王伯沆、刘翼谋、萧泉等。家中藏书也丰，多为古籍和佛典。童稚时代，家庭便为陈寅恪创造了一个中西合璧、自由发展的空间。乃翁陈三立得陈寅恪时已三十有八。“恪”是兄弟间排行字，他生于（庚）寅年，由祖母黄太夫人命名为“寅恪”。
一个贤内助，两个好帮手
贤内助者，唐也。
陈寅恪、唐是一对结发并白头偕老的夫妻，一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伴侣。他们的琴瑟和鸣、真情相爱，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唐，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崧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奇功，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唐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
陈、唐结婚甚晚，于1928年结缡于沪上。陈寅恪时年三十有八，唐亦三十。
1926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陈寅恪“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陈吃饭也在赵家搭伙。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又快嘴快语。他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么，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介绍给陈寅恪。
陈寅恪与唐一见钟情，他们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
婚后的唐，主政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琐碎事务。家中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遗孀。后三个女儿陆续来到人间，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担当教育子女的任务，她的字写得好，把方块字写在纸上，教孩子们识字、背诵唐诗。最初七八年间生活尚稳定。惟苦于唐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自1937年日寇入侵，覆卵下岂有安巢，陷入苦难深渊。为避日寇，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在济南车站上车，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惨不忍睹。到香港之后，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获救。因经济窘迫，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怨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社会混乱不堪，食品奇缺，没有饭吃。唐除自己节食外，还忍泪控制孩子们进食，吃红薯根和皮的“神仙饭”。日军烧杀掳掠，遍街建卡设哨，唐怕逃难时孩子们会散失，含泪用毛笔在布上写上小女儿的名字、出生年月及亲友们的住址，缝在四岁小女儿的衣襟里。两个大一点的女儿，怕碰上日本鬼子万一被糟蹋，强行给她们剪男孩头式，穿男孩衣服，惶惶不可终日。1943年在成都燕京大学的日子，钞币贬值，柴米飞涨。唐常发病，还得照料家中生活。为了能给陈寅恪增加一点营养，喝一口羊奶，家里养了一只跛足母羊，她和未上学的小女儿共同饲养。陈寅恪不顾病目和疟疾之灾，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除完成上课任务外，坚持写完了《论元白诗之分类》、《长恨歌笺证》。学期终了，填写学生成绩单，格子小，纸张劣，陈寅恪看不清楚，唐和女儿帮忙完成。1945年陈寅恪双眼失去光明，手术仍不见效。为了能给病弱的陈寅恪补身体，唐把两件像样的出客衣服送进当铺……
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倾心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底留在广州，坚拒不去台湾。1949年“土改运动”冲击了唐的亲属，她害怕，暂避香港月余。后经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劝返广州。
唐，本是一家庭主妇。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唐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直至一年后黄萱到来才作罢。
唐不止是丈夫的贤内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贤外助”了。陈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之手，她甘为丈 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的护士和清洁工全部取消，重任全落在唐一人身上。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上厕干杂活，因他们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被冻结，嗣以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每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教人不忍卒读。
墨池飞出北溟鱼。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喻陈寅恪为史学界“北溟鱼”的话，那么唐就是那方广瀚融和的“墨池”。没有她，他是“飞”不出来的。绝对。
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一次唐心脏病突发，陈寅恪在万念俱灰时，事先为爱妻写了挽联：
涕泣对牛衣，1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人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陈寅恪又是幸福的。他的人生之旅除了上帝给他安排了一个贤内助外，还有两位好帮手。
远在1941年陈寅恪一家困居香港，有一位女性托人给以四十元“军票”小小资助，陈婉拒。这份情谊，却由此在岭南大学得到延续。她叫冼玉清。
冼玉清，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自号“碧琅馆主”，是广东著名女诗人、女学者，也是一位“怪”女性，终身不曾婚嫁。上世纪20年代她便出言：“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带着浓浓的人情味，她走入陈寅恪的视窗。两家亲人般地相互关怀和照顾。陈家的外到与学校的对话，内至女儿婚事，冼玉清都十分关心。这给晚年的陈寅恪精神上增添了暖色。1956年春节，唐曾手书陈寅恪撰的春联赠冼玉清：
春风桃李红争放，
仙馆琅碧换新。
也就是这位冼玉清，孑然一生，身后将祖传遗产四十四万港元捐给国家，将广州房产、书籍、收藏悉数捐给了中山大学和广东文史馆。
另一位女性叫黄萱，印尼华侨首富黄奕住之女、周寿恺教授夫人。195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黄萱应中山大学之聘为陈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陈寅恪晚年著述融入黄萱大量的心血。《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都是由黄萱记录、整理的。陈寅恪与其合作十分愉快，对其工作十分满意，曾借著作出版之际专事附记鸣谢。她在陈寅恪身边工作了十四年。因爱人工作调动，黄萱一度欲辞职。陈寅恪说：“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黄萱被感动，又留了下来。直至1966年被迫离开。不可设想，倘若没有遇到黄萱，陈寅恪晚年的著述将又是一番什么样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黄萱在中山大学工作了十四年，月工资七十六元一分也没涨。
残目膑足，慈眉傲骨
陈寅恪1937年右眼失明，五十二岁时左眼又发现眼疾，希冀有良药治疗能康复。兵荒马乱，岂容幻想。五十六岁时，左眼视网膜剥离，终致双目失明。日本投降后，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请陈赴伦敦再治目疾，仍不见好；拟次年赴美医治，闻此疾美国名医亦无良策作罢，遂与赵元任夫妇等于1946年春返回清华。“五十八年涕尽，可能留命见升平。”诗句可见情哀意悲。时国事蜩螗、民生凋敝，陈寅恪将书斋命名为“不见为净之室”，于昏昏中度过最后二十年苜蓿生涯。
祸不单行，1962年陈寅恪右腿骨跌折，因年迈不能手术，住院半年，仍不能站立。即在失明膑足后他仍坚持著述不辍，彰显了一纯正学人的襟抱与风骨。
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当年被誉为“哈佛三杰”。陈寅恪为人孤清、倔傲，处事情感“深挚”，吴宓为人谦和、宽容，做事“投入”。陈寅恪给人的印象是狷介、孤傲，实则对朋友、门生他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蔼蔼长者。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他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一个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在奖掖提携后生方面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他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教授。后来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陈寅恪爱才，他还推荐朱延丰给胡适翻译史学；他向主管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推荐过张荫麟，推荐信中说：“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他还同时为北师大史学系系主任陈垣推荐过吴其昌，信中说：“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历史证明，张荫麟、吴其昌后来都是卓有建树的教授、历史学家。遗憾的是两人都英年早逝。张荫麟死时年仅三十七岁，陈寅恪闻讯极悲，还作诗以悼。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早年毕业后曾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同样，令北大教授王永兴感动的是，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纪念文集”，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中，发现1947年陈寅恪致校长梅贻琦的信，希望解决王永兴的住房，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考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又云“详情悉有内子面陈”。为了成全弟子，陈寅恪竟令夫人出面说项。王永兴拜读四十多年前这封信，“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与夫人都从来未向王永兴说过。王永兴特作《种花留与后来人》颂扬先生仁者之怀的厚德。
陈寅恪也不乏幽默，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王国维曾是帝师，他便送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是“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然而，更令我们品味、三思的是陈寅恪狷介、梗直和“骇人听闻”的另一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陈寅恪一家在香港，食品奇缺，没有吃的。一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军军部希望不要为难他。军部行文给香港司令部，司令部派宪兵送去好多袋面粉，陈寅恪与夫人坚拒，不吃嗟来之食，行将饿毙，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后来朱家骅派人将其一家接到广东，转至重庆，住在妹丈俞大维家。全国解放前夕，国内物价疯涨，陈寅恪家穷得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季羡林知道后，将此事告诉胡适。胡适以爱才名世，马上决定拟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赠之。陈寅恪不愿无功受禄，又迫于燃煤（眉）之急，决定以自己的藏书来“易”取。胡适责成季羡林承办，季羡林用胡适的小汽车从陈寅恪家拖走一车藏书，多为西文佛教中亚古代语言珍版书，陈寅恪只收了两千美元。而据市价，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书值就远过此数。
解放后，政府对陈寅恪是礼遇有加，一般学者不能企及；而他的孤傲个性仍一如既往。从吴宓1961年8月30日访他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别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2此后政府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1955年岁末，中华书局来函要修改与陈寅恪已签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合同，因有失公允，陈寅恪声言宁愿不出版，也不改合同。最后易手，由三联出版。
1958年，陈寅恪被推上政治前沿。陈伯达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报告一发表，中山大学大字报直冲陈寅恪等历史系知名教授，称其学术为“伪科学”，要 “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陈因病不出席批判会，唐抄录大字报要点，哭诉不忍卒睹的批判场面。陈寅恪为表达他“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遂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以讨回做人的尊严。此后虽没有搬出学校，但真的不再上课了。后来，学校劝他带研究生，陈寅恪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他要为“学术争自由”。运动过后，当年充当批判陈寅恪的急先锋金应熙，本是他的学生，金后来悔过了，负荆请罪。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次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访问陈寅恪。陈问周新华社你管不管。周扬说“有点关系”。陈说：1958年某月某日，新华社的新闻说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要向老师学习？这不是前后矛盾？周扬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周扬用买鞋作比喻，要实验穿一穿才知道满不满意。陈寅恪不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
最令人震撼的要数1953年那件被世人称之“骇人听闻”的事了。
汪，1938年清华历史系毕业，师从陈寅恪研究隋唐史。有两年多时间与陈寅恪朝夕相处，吃住都在陈家。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对汪影响尤深。汪1950年入党，后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学习。1953年汪作为劝说陈寅恪“北上”的使者到广州，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函。一到广州，汪一头住进老师家中。本想叙师生之谊，再谈“正事”。不料，两人谈“崩” 了，汪负气住到招待所。
汪是受托，劝老师返京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一职。11月21日晚，汪将两位院长的信转交给陈寅恪。据传汪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引起陈寅恪的反感。次日，陈寅恪写《对科学院的答复》（由唐执笔），信中说：“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竟然提出两个“骇人听闻”的先决条件：
一、 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 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据传，当时陈寅恪的助手冼玉清、黄萱在场，都劝陈寅恪不要这样提，陈却坚持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结果，当然是没有结果。不过这一“骇人听闻”之说影响甚远。
陈寅恪，用其特立独行的言事行状为自己立了一个纯正学人的雕像。
“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
富有诗人气质的陈寅恪，本是一个纯正的学人。他的治学观点，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之上。因此，在治史实践中他追求这种“超越”。他学问广博、精深，在宗教、史学、语言、人类学、校勘学、文学上的建树颇高，尤以中古文的研究卓尔不群。有人在谈及他的受世之尊之地位时说：“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此话未必妥帖，但不失为一家之说。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论再生缘》和《元白诗笺证稿》都将传之于后。
在政治上，“在解放前夕国共两党对峙时，他似乎更不喜欢国民党”，对“八一九”清华大搜捕深为反感，在教授的某些反蒋宣言上，他也签名。有学生被捕，他立即表示愿意保释。1947年国民党以防共为名，在北平搞大搜捕，北平十三位大学教授联名宣言强烈谴责这一行为，他是列名者之一。1946年他身体不好，梅贻琦劝他休养一两年再上课。他不肯：“我拿国家薪水，怎能不干活！”朴素的语言，反映了他忠于国家民族的崇高精神。
陈寅恪是诗人，他往往用诗抒发自己的情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险从香港回大陆，在海上吟有“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的诗句，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眷念与热爱。1957年元旦，他撰新春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当是对党的“双百”方针的拥护。肃反期间，中山大学的副校长龙潜当众污蔑陈寅恪的一首诗是怀念台湾日月潭的，并公开在大会上声言：“你不坦白，就枪毙你！”陈寅恪在1956年六十六岁生日寿诗中有：“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以示愤慨。龙潜因极左，高教部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后，陈寅恪的气大概也消了些，数年后在另一诗抄稿中改为：“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笑乱头。”显然是心情舒缓多了。但他慨叹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中山大学没有主动安排年轻学子跟他学习，助手黄萱是他私请的，最后又被撵走。他叹曰：“纵有名山藏诗稿，传人难遇又如何？”
新中国的发展强大，他也为之欢欣鼓舞。当原子弹试验成功时，他激动地说： “我国有了足够的自卫的能力，便可不必依赖他人的保护伞了。”怎能说他对祖国不热爱、对政治不关心呢？
大概真的“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他的礼遇或许是独一无二的。且不复述1953年科学院礼聘他北上，他以“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 谢却；也不说中大副校长陈序经沿袭岭南大学为陈保留的传统做法：陈可以不参加除上课以外的任何活动；就说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相关部门领导相继叩访、嘘寒问暖，已足令人动容。
1956年陈毅由广东省省长陶铸陪同到陈宅探访并谈文论道。陈毅走后陈寅恪十分感慨：“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并找陈毅的诗作来读。
1959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探访，“是想看看陈寅恪的藏书”。陈寅恪本不想见，后经陈序经再三劝说见了。
1961年与郭沫若会见。郭主动对过去两人的不快作了“解释”，并征询陈寅恪有何希望和要求。陈真挚地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并云需要图书资料和因写《钱柳因缘》希望得到特制稿纸。郭沫若慨允并践诺。
1962年胡乔木过访，由陶铸陪同，“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走到陈寅恪的跟前” （30年代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陈寅恪频频发问，胡乔木尽量委婉地解释”，诸如谈到国家近年经济形势时，陈寅恪发问：“为何出现那么多的失误？”胡乔木笑答：“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台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找一个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就好比是经历一场地震一样。” 3当陈寅恪问及他的著作为何迟迟不能出版时，“胡乔木以八个字回答陈寅恪的八个字发问：陈曰‘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因胡乔木、陶铸的过访，陈寅恪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中有两句值得玩味：“南国有情花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
还有章士钊和竺可桢等社会名流的造访。
相映成趣的是康生步胡乔木后尘探访，来得突然，“校长办公室一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寅恪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5
应特别值得写入史册的是陶铸。他对陈寅恪呵护备至：关照中山大学将当年 “中右”的陈寅恪“脱帽加冕”；为方便陈寅恪的散步，在门前修一条白色水泥路；陈病重时为其配三个半护士；为陈寅恪能欣赏戏曲，他指示中山大学为其弄一台好收音机，学校不认真办，陶铸很生气。“学校不送我送。”他送了台落地电唱两用机。陶铸被打倒后，“造反派”曾统计出1966年6月到12月间，远在北京的陶铸先后三十八次用电话对广东省委作“遥控指示”，其中一次或数次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无论“文革”中陈寅恪受了多少委屈、折磨，但他毕竟是幸福的，有谁能享此殊荣？
且看八方人物对陈寅恪的评头论足：
“读陈寅恪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胡适）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傅斯年）
“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今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吴宓）
“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极少数人外，鲜有人听得懂陈寅恪先生之讲者。……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陈衡哲）
“日本学者白乌库吉曾以中亚史问题向德、澳学者请教，未得解决，柏林大学乃建议请教陈寅恪教授。白乌库吉终于在寅恪的信中得到满意的答案，敬服得五体投地。”（汪祖荣）
“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季羡林）
“他可能是见过列宁的惟一（最早）的中国人了。”（金克木）
1967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广州学生造反组织头目会上谈到‘古为今用’时说，‘你们可以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周恩来有一次在正式场合说过，光是凭陈寅恪不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台湾这一点，陈寅恪的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6
注释：
1 读“戏”，意“四十”。
2 指50年代毛泽东访苏，闲谈时，斯大林向毛泽东打听陈寅恪其人，并说知道此人的历史著作。
3 4 5 6 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第359—473页及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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